韩石山：文史研究的方法
未知 2020-02-17 17:30
来源：文学自由谈
感谢大同大学宣传部的安排。刚才介绍来宾，其中一位是河南文艺出版社的郑雄先生，他是该社副总编辑，与他同来的还有两位编辑。此番来山西，是为了给他们的一本新书造势，第一站是太原，第二站是大同。这本书不是别人的，是我的，叫《边将》，去年12月出版，这才5月，已是第二次印刷了。春天的时候，有朋友联系我，说是大同大学想叫我做个讲座。我答应了，但老没有合适的时间。这次是两好凑成了一好。按说今天该多讲这本书，想想，时间宝贵，机会难得。在座的不光有中文系的学生，还有历史系的学生。我想根据自己的体会，谈谈文史研究的方法，顺便也会说到《边将》。
这个讲题，来的路上就想过。在太原，去两个地方讲过，一个是省文史馆，主要讲了《边将》的写作过程；一个是山西大学，主要讲了明史研究的重要性，讲题为《山西大学应当成为明史研究的重镇》。说是山西大学，具体是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，再具体些是历史系。到大同讲什么呢？很费踌躇。
这就要说到我对大同的看法。山西的几个城市里，从历史上说，最有都市景象的，不是太原，也不是平阳（临汾），而是大同。这是一个真正做过一个朝代都城的地方，遗留的古建筑之多，规模之大，全国少有；若以密度而论，恐怕都超过了北京。我曾跟朋友开玩笑说，如果大同当了山西省的省会，山西的文化品位，都会提升一个档次。
大概五六岁的时候，我来过一次大同。父亲在大同当兵，爷爷带上我母亲和我，还有我哥哥，来大同探亲。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是，骆驼驮着一大堆干草过城门洞子，看着草堆那么高，以为肯定过不去，可它走着走着就过去了。当时觉得很奇怪：明明高出一截子，怎么走着走着就过去了？长大就明白了，小孩子个头低，视线从草垛子顶部掠过去，视点落在了城门洞最高处的上头，就觉着过不去；走着走着，视点低了，自然就过去了。御河边的铁牛，父亲也领上我和哥哥到跟前看过。那会儿没有栏杆，说不定还上去骑过。有了这个亲切感，就觉得到了大同，要多讲些切实的东西。我不是纯粹的学者，谈文史研究的方法，主要是谈自己切身的体会。
大学，我上的是历史系，山西大学历史系。正赶上文化大革命，我们没怎么上课，是混出来的。对历史的兴趣，跟许多不良嗜好一样，不能沾上，沾上很难戒掉。这么多年，虽一直应着专业作家的名分，实际上最喜欢的还是历史。买书买得最多的是历史书，看书看得最多的是历史书，其他书也买也看，就少多了。有些场合，人家介绍说韩某人是个作家，我听了没有一点荣耀感，反而觉得是“时运不济，沦落至此”；要是吹牛，还会说句“家门不幸，出此孽子”。因此上，一有机会，总愿意“显话”一下自己史学上的底子、做学问上的功夫。“显话”是晋南土话，跟北京话“显摆”是一个意思。
北京有个鲁迅文学院，是专门培养作家的，可说是个作家速成学校。我跟这个学校，还有一点关系。这个鲁院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办起的，起初叫“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五期”——所以叫成“第五期”，是跟五十年代的中央文学讲习所接续上的——没两年就改名叫成了鲁迅文学院。我是讲习所第五期的学员，也可说是鲁院第一期的学员。大致是一个省一个学员，山西的，就是我去了。学习方法，主要是请外面的专家学者讲课，然后看几天书，再开个讨论会交流心得。一个课题，前后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。《史记》请的是北大的季镇淮先生讲的，《红楼梦》是请北大的吴组缃先生讲的。讲《红》的还有一个学者，没记错的话，是社科院的陈毓罴先生。《红》重要，学了两个星期。全班三十二个人，讨论时先是分组，再是全班。全班讨论时，一个组出一个人发言，再自由发言。我们组的发言人，几乎每次都是我。我这个人很浅薄，爱出风头，每次轮到我发言，都要精心准备显一显自己。小组讨论在前一天，全班发言在后一天，都是上午，中间只隔一个下午。按说这么短的时间琢磨不出什么，我们是学了一两个星期，才全班讨论的，有的是时间从容应付。
有次学习苏联小说《活着，可要记住》，主人公是个女的，叫纳斯焦娜。书的版权页上有俄文的版权信息，标着重音。我学过俄语，一看就知道该怎么读，重音在“焦”上，同学们听了很是惊奇。发言中我说，少妇较少女，具有更多的女性魅力，也就具有更多的文学性。世界级的大作家，多是描写少妇的高手，世界文学史的长廊，站满了一个又一个裸体的少妇塑像。我的这番话，可谓之“少妇论”。到了8月，放了一个月创作假，各自回去写东西。班上有个同学叫古华，回来跟我说，他回到株州写了个《芙蓉镇》，是按我的“少妇论”写的，过去从未听人这么说过。我的《边将》里，也是按我的“少妇论”，写慕青这个女人的。
接着说学习《红楼梦》的事。这本书，上高中时看过，工作后又看过，很熟。不光对书里的情节熟，对成书过程、历来的评论也都熟。比如成书的原委，有“反清复明说”，有“自传说”，当年最占上风的是“四大家族说”。作者呢，学界几乎已认定是曹雪芹写的，没写完，高鹗续写了后四十回。对这些，我都有看法。写书的动机上，绝不认同什么“四大家族说”。明明只写了贾家，林王薛三家是亲戚，很少正面着墨，怎么说是写了四大家族呢？还有人说写了阶级斗争，更是牵强附会。那个时代的文人，怎么会有阶级斗争的观念？
全书的命意是什么呢？我认为是“正邪二气说”，即是说，全书体现的思想理念，是正邪二气的生成与斗争。对此，书中有明确的提示。第二回的回目叫《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》，主要内容是：冷子兴说荣国府的人事，祖上是谁，父辈是谁，荣宁二府又有谁，末后说到宝玉的出生与异秉。冷子兴说了，贾雨村有番议论，是这么说的：
天地生人，除大仁大恶两种，余者皆无大异。若大仁者，则应运而生，大恶者，则应劫而生。运生世治，劫生世危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、召、孔、孟、董、韩、周、程、张、朱，皆应运而生者。蚩尤，共工，桀，纣，始皇，王莽，曹操，桓温，安禄山，秦桧等，皆应劫而生者。大仁者，修治天下；大恶者，挠乱天下。清明灵秀，天地之正气，仁者之所秉也；残忍乖僻，天地之邪气，恶者之所秉也。今当运隆祚永之朝，太平无为之世，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，上至朝廷，下及草野，比比皆是。所馀之秀气，漫无所归，遂为甘露，为和风，洽然溉及四海。彼残忍乖僻之邪气，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中，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，偶因风荡，或被云催，略有摇动感发之意，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，偶值灵秀之气适过，正不容邪，邪复妒正，两不相下，亦如风水雷电，地中既遇，既不能消，又不能让，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。故其气亦必赋人，发泄一尽始散。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，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，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。置之于万万人中，其聪俊灵秀之气，则在万万人之上；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，又在万万人之下。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，则为情痴情种；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，则为逸士高人，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，断不能为走卒健仆，甘遭庸人驱制驾驭，必为奇优名倡……
好了，不念了，下面是一大串人名，除了陈后主、唐明皇、宋徽宗三个风流皇上外，全是卓异的诗人、画家、书法家，最后两个是崔莺莺、朝云。崔莺莺是《西厢记》的女主角，朝云是苏东坡的爱妾。
念了这么多，你们未必理得清头绪。简单点说，是说天地之间有正邪二气，大仁大德之人，乃正气之所秉者，大凶大恶之人，乃邪气之所秉者。正气与邪气相遇，如同雷电相碰撞，风水相激荡，有一丝半缕误泄而出，若有男女偶秉此气而生，必为才情卓越之异人。这当然说的是贾宝玉。不要忘了，作者为贾宝玉设置的这个生存环境，恰是一个正邪二气相碰撞、相激荡的大家族。也就是说，《红楼梦》的故事设置、人物安排，正是体现了作者的这一社会理念与人生理念。
看看荣国、宁国二府的人名吧。宁国府那边是老大，叫贾赦，下面是贾琏，“爬灰的爬灰，养小的养小”，没个正经坯子。荣国府这边是老二，叫贾政，贾母在这边坐阵；管事的王熙凤，是宁府那边的媳妇调到这边管家；儿子是贾宝玉，女儿们也都俊俏可爱，知书达理。贾政，政者，正也。贾赦，这个赦，就是赦免的那个赦，该赦的能是好东西吗？可以说，赦者，邪也。一个正，一个邪，雷电相激荡，水火不相容，便生出许许多多悲戚哀婉的故事来。“正邪二气说”，这才是《红楼梦》成书的理念与宗旨。
再说对书名和作者的看法。
作者，现在都说是曹雪芹。这个人名，并非像现在，出了书写在书页上，而是胡适、周汝昌一班学者考证出来的。连生卒年、出生地、人生经历，都是一笔糊涂账。不信你们百度下，曹雪芹条下，生卒年是约1715年至约1763年，年下还有月日。年都不准，月又从何而来？依据这个时限，曹雪芹成年后，主要生活在乾隆年间，是清朝的太平盛世。我认为，在太平盛世，一个没有功名又平庸穷困的书生，写不出《红楼梦》这样的大作品。
会是什么人写的呢？一下子我也说不清，但我可以做个大致的推测。此人极有可能是一个生在明末，有相当社会地位与声望的名士，遭受家国巨变之痛，发下大愿，才能写下这么一部警世劝人的大著作。为什么说有家国之痛呢？看看书名三字——红楼梦，颠倒过来就是“梦红楼”。中国人在做梦上，要么是强烈的追求，要么是深深的怀念，都能做出好梦来。《红》书里人物的穿戴，是明朝人的衣冠。全书就是一场大梦，梦的是往昔的繁华与荣耀。这个书名，作者在第一回里，做了好些掩饰，一会儿《石头记》，一会儿《情僧录》，一会儿又《风月宝鉴》；还说是《金陵十二钗》，更是没来由。有一个地方泄漏了天机，说是在悼红轩里增删多次才成书的。梦红楼，悼红轩，作者的用情在“悼”字上，要彰现的是那个“红”字。清朝初年，士人都有亡国之痛，不能呼天抢地，大放悲声，最常用的隐语是“恶紫夺朱”。古诗《咏紫牡丹》里有句“夺朱非正色，异种也称王”，有个文人引用一下，也叫杀了头。“朱”不能说了，红为正色，不能让人不说，于是有才华的文士，便以之名其处所，写下这样一部名中带“红”字的大书。我认为，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，将作者定为曹雪芹这么一个落魄书生，实际上是降低了此书的品格。不如干脆署上“无名氏”，作者生存年代，可写作明末清初。好几次看到有人说是吴梅村写的，年代合，身份也合，但是证据不过硬，还是不要妄作定论。
这是我早年在学问上的一些思考。也曾跟人说过，不多。《红楼梦》的“正邪二气说”，记得是1981年吧，在一个什么会上，跟山西大学一位研究红学的教授说过。他鼓励我写成文章发表，我笑了笑没有答应。他说他是红学会的理事，可以推荐到《红楼梦学刊》，说不定会登的。学问上的事，要慎重，一得之见，千万不敢自以为是。一时冲动，白纸黑字，丢人可就没个深浅了。就是现在，正式场合我也不会说这个。今天在这里说，是要引导同学们学会思考，怎么个想，往哪儿想。
前多少年，写《李健吾传》，写《徐志摩传》，考证个什么归拢个什么，也有做学问的意思，但主要是理顺材料，显现人物的品质。只有这次写《边将》，让我过了一次做学问的瘾。有人说，小说嘛，编吧。或许有人能这么写，写下还叫好，我不行。我是上过历史系的，知道写下的东西，糊弄今人只是一时，胡编乱造后人会笑话的。因此上，动笔之前，对大同一带边防的布局，军堡的设置，将领的调配，都做过也还不算粗略的研究。比如杜如桢做了大同镇总兵之后，为了解决闲散兵士滋事这一社会问题，与巡抚方逢时商议，拟用“转输”的资金，雇用休假兵士修筑边墙，既增加了兵士的收入，又维护了当地的社会秩序。这办法，就是看《山右丛书二编》第五卷收录的《杨襄毅公本兵疏议》得来的。不看这样的书，你就不知道“转输”是什么，也就编不出这样的故事情节。杨襄毅公就是杨博，《边将》里写了这个人物；“本兵”是对兵部尚书的尊称，杨博当过兵部尚书。
《边将》，韩石山著，河南文艺出版社。2018
《边将》出版后，按说可以不看明代的史书了。怪得很，我是反而上了瘾，丢不开了。没事了，爱看这方面的书，见了有兴趣的，还是个买，买了还是个看。来大同的路上，带了一本闲书叫《典故纪闻》，预备晚上一个人睡不着了看的。是在右玉吧，刮大风，有半天没出去，闲翻书，一翻就翻到一则史料。心里直后悔，如果写《边将》期间看到这则史料，我的书里，说不定会增加一个人物，或者是让主人公有这么个经历。
《边将》最早的本子上，写嘉靖二十九年，杜如桢陪新婚的嫂嫂，从右卫城出来，去马营河堡给二嫂的父亲上寿，就是过生日。一出城，路边不远处一个新坟头，一伙人披麻戴孝在坟前祭奠。车夫老张给杜如桢说，这是在祭奠前些日子，蒙古人进犯大同，中埋伏战死的大同总兵张达，同时死了的还有副总兵林椿。这是真事。嘉靖二十九年是明史上一个重要年头，俺答，蒙古人一个部落的首领，率兵突破边墙，先围大同，总兵张达和副总兵林椿战死；俺答又挥师东进，铁骑直抵北京东直门城外。城外的火光，皇上在紫金城里都能看见。这年是农历的庚戌年，史称“庚戌之变”。后来为了写隆庆和议，让杜如桢参与其事，将他的年龄提高五岁，看见上坟祭奠这个情节就舍弃了。但是后来写到边关马市时，仍说杀胡口堡守备官林某，是林椿的儿子。可见对张达、林椿战败殉国这件事，还是心有所念的。
在《典故纪闻》书里，看到一则什么材料呢？
有一则记载说，张达原先驻守宁夏还是什么地方，贻误军机，论罪当斩。某大员求情赦免，以其勇猛善战，为可用之材。庚戌年调任大同总兵，俺答来犯，张达果然奋战身亡。若写《边将》前见了这则史料，我会在杜如桢的副将中写这么一个将领，犯了错，本当重处，赦免之后，以死报效朝廷。这样就增强了战争的惨烈，丰富了边将的阵容。也可以让杜如桢犯了什么重罪，赦免后更加忠勇——当然不能让他死了。
说这些，意思是要看闲书，丰富知识，扩大视野。有没有学术兴趣，端在爱不爱看闲书。爱看闲书的，才是真正有做学问的兴趣。现在的学生，读上四年本科，都不知道自己的学术兴趣在哪儿。快毕业了要做论文，老师出个题，自己从网上找些参考文章，东凑西拼，就是一篇论文。就是看书，也只看与写论文有关的书，关系不大的，根本顾不上看。这样的学生，上了几年大学，跟没上是一样的。学问之事，一定是有兴趣才能做好，没兴趣，那叫混饭吃，不能叫做学问。多看闲书，在闲书中得到线索，得到启发，再在正史中找材料来进一步论证，绝对是做学问的正经路子。胡适说的“大胆的假没，小心的求证”，我想着就是这么来的。一点苗头也没有，怎么个假设？做学问，底子要厚实，思维要活跃。底子怎么个厚实？多看闲书才会厚实。怎么个活跃？看得多了才会活跃。
做学问上，一些几何学上的原理，同样适用。两点定一条直线，三点定一平面，给一个点再给个半径，就能确定一个圆。用在做学问上，两个证据延伸，说不定就发现一个规律；三个证据，说不定就能破解一个历史公案；一个确定的点与一个确定的时段，就能确定一个历史现象的范畴。你说你做了，可是得出的结论是错的，那只能说，你的两个点选得不对，不能说两点定一线的几何学原理是错的。
古人说，做学问讲究的是才、学、识。有人以为这是平行的三个条件，其实不是，是递进的。“才”是说你得有那个灵性，“学”是说你得有那个积累，经过那么个步骤，“识”是“才”加上“学”之后的升华，也可以说是“才”与“学”糅合起来的一个结果，一个飞跃。光这三条，总觉得不全，章学诚在《文史通义》里加了一条：德，连起来就是才、学、识、德。梁启超很是赞同，且将“德”冠在四条之首。我不这么看。我认为，“识”里就包括了“德”。在为人上，说某人“识不及此”，多半说的是德行不好。一个人在学问上弄虚作假，能说他在器识上够用吗？品质不好的人，学问上也不会有大出息。为啥？他的心眼，不能全放在学问上。全力以赴犹不及，心有旁骛怎能行？
有人会说，你这是道德至上主义。我不这么看。德的问题，在智的层面上就应当解决，拿到“识”的层面上，已经是高抬了。说做学问，就是说德上已不存在疑惑。叫我说，要加上一个字，该加的是“为”字。有才有学有识之后，最重要的是要有为，就是做出成果，表现出来。这上头，我们有许多惨痛的教训。某个学者死了，追悼会上说他还有什么书稿没有写出来，常用的词是“赍志而没”，听起来怪吓人的，好像死的时候，肚子跟孕妇似的，里面是一摞子书稿。有的是真的，有的就那么一说。要是这个人只活了三四十岁，还可信，要是活了六七十岁，他的儿女可以信，旁人是不信的。一辈子能有多忙，连部书稿都写不出来？我说加个“为”字，就是说，要做出来，要将你的才、学、识展示给世人看，别在追悼会上落下遗憾。孕妇是能把孩子生下来，你那个“赍志而没”，谁也看不见。
对同学们来说，眼下是学的阶段，主要是读书，打底子。这个时候，读书要乱，要杂，有兴趣的，都可以看看。史学研究，过去多注意政事，变法啦，战争啦，再就是典章制度。近世以来，加大了对历史地理、社会经济的关注。在大同，更应当关注边疆沿革、边防经济。我写《边将》时，因为当时主持隆庆和议的宣大及山西总督王崇古，是蒲州人，我的老乡。运城的盐池，明代属蒲州管。当时边防粮秣的解决办法，有一条是用盐引解决，就是你给边防上输送了多少粮食，给你多少盐引，你就可以做盐的生意赚大钱。聪明的商人并不真的赶上马车往边防送粮食，而是雇上人在边防一带开荒种地打粮食。这儿交了粮食，领下盐引去那边进盐，一本万利，没有不发财的。可是我当时看书少，找不下盐引换粮食的具体史料，也就没写。这些日子看《典故纪闻》，对盐引沿革、兑换数据，都有清楚的记载。只能说我当年看书，还是不杂，还是不多。
刚才说做学问要的是才、学、识，还可以更简略地说，做学问凭的是两力，一是记忆力，一是联想力。看得再多，记不住跟没看是一样的；记住了，却都是一个一个的点，连不成线，撑不起面，也不行。要连成线撑起面，靠什么？靠的是联想的能力。这个联想力凭的是什么？叫我说，凭的是活跃的思维。这上头，一下子想不起个好例子。这次讲学，本来就有推荐《边将》的意思，我就举这本书里的一件事吧。
右卫围城期间，杜如桢和二嫂去偏院书房，看望爷爷杜俊德。闲得无聊，爷爷就出了个谜语让叔嫂二人猜。谜面是“象喜亦喜，象忧亦忧”，谜底是“镜”。猜的过程中，叔嫂二人相互打趣，很是亲近。过后爷爷说了这个典故的出处。舜的父亲是个瞎子，母亲很坏，一心要害死舜。舜上房苫草，他们就掀掉梯子放了把火，舜拽着斗笠跳下来逃走。家里有井，水不旺了，舜下去淘。下去没多久，父母就从上面倒土，要将井填实闷死舜。幸亏舜一下去挖了个偏窑，相当于地道，上面土倒下来，舜就顺着地道逃走了。纵然如此，舜与那个叫象的弟弟，仍然相亲相爱，所谓“象喜亦喜，象忧亦忧”，从不嫌弃。
杜如桢兄弟三人，都是卫所的青年军官，每天早上值守前，都要去正房向父母请安，古人的礼节，叫晨昏定省。母亲这个人，有点偏心眼儿，喜欢老二老三，对老大一个眼角都看不上。每天见了面，心情不好了，就训斥一通，这也不好，那也不好，气不打一处来。问安时，杜如桢住正院，常是先去，出来往往会遇上大哥正要进去。若母亲心情好，他就给大哥做个笑脸，若母亲心情不好，就做个苦脸，这样大哥就知道要小心伺候，别招母亲斥骂。爷爷说了谜语的第二天，请安时母亲心情好，如桢在门洞见了大哥，就做了个笑脸。他骑上马去城门值守时，路上想起了爷爷说的“象喜亦喜，象忧亦忧”，如桢就想，上房苫草，下面点火，拽着斗笠跳下，还有情可原——天热戴个斗签避暑，天阴戴个斗签防备下雨；淘井下去，先挖个偏窑作地道，不就等于知道父母要加害于他吗？以狠毒之心猜测父母，先就是大不孝，是要受天谴的。会是什么原因呢？如桢一想就想到了他与大哥的关系。对，一定是那个叫象的弟弟，给哥哥传递了什么信息。说父母要害人，也是大不孝，于是便用表情暗示哥哥，没事还是有危险，哥哥就会及早做出防备。谜语、请安、脸色，这三点连在一起，就颠覆了两千年来，世世代代对“象喜亦喜，象忧亦忧”的定论。我是用在小说里，化成了故事情节。就是写篇文章发表，也有地方登的。
最后还想说说表达的能力，就是要有文字上的功夫。你们还年轻，谈这个话题有些早，不过这种事，早点知道比晚点知道好。我有个建议，就是在你们这个年龄，一定要喜欢文学写作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，喜欢什么写什么，能发表就发表，不能发表也要不停地写。图个什么呢？什么都不图，就图个笔下通畅，拿起笔不生涩。要么坚持写日记——这个办法最灵，生活中遇到的事，很是芜杂，你能用笔清晰地写下来，这是大本事。我是写小说出身，后来做起学问，也还有点成绩。我有个三弟，说起来跟大同还有点缘分，是大同师范学校中文科毕业的，现在也是个作家。好多年前，弟兄俩谈起写作，他说，二哥呀，你知道你现在为什么能取得成功吗？我以为他要夸我如何勤奋，如何爱买书；说我聪明是不指望的，因为他常说我们老韩家的孩子都不是多么聪明，只能说还都本分。结果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你的成功在于，作家没有你这么好的学问，学者又没有你这么好的文笔。我让你们写文学作品，就是为了让你们早早就练下一手好文笔，将来写什么都不吃力。
我是老二，那个是老三。还有个老四，南开大学毕业，如今在法国一所高校教书。前不久弟兄们在“老韩家群”里交流，不记得我说了个什么，老四说老二这个人呀——我们相互之间，都叫老几老几，不叫哥呀弟呀——他说老二这个人呀，有中国古代文人的特质，以良心顶天，以学问立地。我老伴回复说，只有老四这样夸二哥。这话说我，我是担当不起的，但是我今天在这里，把它送给同学们。是的，往后的岁月里，希望同学们能做到，以良心顶天，以学问立地。
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儿。总结一下，前面说的就三句话：读书要杂乱，思维要活跃，文笔要通畅。再加上这两句，以良心顶天，以学问立地。愿以这几句话，与同学们共勉。
2019年12月14日，改写
（本文系作者据2019年5月20日在大同大学讲座的讲稿改写）
（《文学自由谈》2020年第1期。图片来自网络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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